酒是一把外柔內剛的多刃劍。酒的威力與作用，特別是在歷代政治政權斗爭中，酒所扮演的角色的作用不容低估，它有時欲蓋彌彰，酒中潛伏殺機；有時一泯千仇，酒中洋溢友情。作為一國之主，一杯酒可能是千軍萬馬，是萬里長城，是一顆當量不小的原子彈或氫彈；是一支摧枯拉朽、漫山遍野的草原騎兵；是一支踏平萬傾波濤、馳騁海疆的聯合艦隊；是一支烏云壓頂，勢噬千里如蝗的轟炸機群。

　　酒的社會化必然導致酒的政治化，就如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政治一樣。西周時把飲酒當成天子諸侯的專利，《禮儀》中規定了詳盡的飲酒規定，而且帶有極強的政治目的：維護特權，鞏固統治。西周時頒布了我國第一部禁酒令《酒誥》。頒布這一禁令的原因，無論是因為大量釀酒浪費糧食，因為嗜酒會使周人墮落，因為嗜酒不利于周人在殷商地區的新統治，還是按當代一種新解釋——因為酒與宗教的關系非常密切，殷人的宗教祭儀又非常頻繁，那殷人嗜酒習俗就有了深刻的宗教政治意義。正因如此，《酒誥》中的“荒緬于酒”的指責和嚴禁，事實上是對殷人頻繁進行傳統宗教活動的變相譴責，起到了壓抑殷人傳統宗教文化的作用，并說明酒與王權政治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至于因酒招災，如殷朝、陳朝；借酒奪權并消除隱患，如北宋的趙匡胤、明朝的朱元璋；以酒解仇，如南朝的劉義隆；以酒施恩，如春秋時期的楚莊王、秦穆公、唐朝的裴度；以酒全身，如漢相陳平、曹參；以酒避禍，如魏晉的竹林七賢；以酒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如項羽的“鴻門宴”，齊王劉肥子劉章的“軍法監酒”，關羽的單刀會；以酒為抨擊時弊的媒體，如唐代李白、杜甫，清代的王鼎；以酒為攏絡人心的手段，如三國時的劉備，北魏的拓跋燾，明末的李白成等。酒是政治家的錦囊，軍事家的投槍，陰謀家的砒霜，慈善家的蜜糖。酒就是政治家的尚方劍，應用得當．就可以揮灑自如，得心應手于杯酒之間。

　　現在酒在政治生活中仍然有著獨特的作用。比如，茅臺酒作為國酒，常用來招待外國來賓，對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交往和友誼起了很好的作用。據有關回憶文章透露，周總理十分珍愛茅臺酒，無論是日內瓦會議、中美建交、尼克松訪華、田中角榮訪華，凡舉行國宴，總理無不是用茅臺酒招待客人。田中角榮訪華時，曾對茅臺大加稱贊，說：“茅臺是美酒，大大的好，世界第一。”總理說：“茅臺酒能消除疲勞，安定精神”。

　　酒文化與政治軍事的關系要比同其他任何關系更顯得重要，因為：其一，中國的政治軍事帶有濃郁的人文主義色彩。以政治而論，中國古代由于特定的歷史環境所決定，宗教神權始終不發達。從商周時期早期的政治思想產生時起，就決定了中國政治向人文主義發展的方向。等到儒家思想成了占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之后，血緣宗法關系與權力統治疊加混合，父權擴展為治權，治權又涂上了父權的色彩，家庭國家化，國家家庭化，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諸種關系中，父、子是核心。以軍事而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表現了人文主義的軍事思想。《左傳》記述的大大小小的軍事行動有三四百起之多，其描寫的重心多是戰爭雙方的政治情況，人心的向背，而不是刀光劍影的搏斗。孟子更加簡明扼要地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既然人的情感作用如此巨大，那不就給酒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廣闊天地嗎？因為酒在攏絡人心、聯絡感情方面有著特殊的功效。酒，既有溫情倫常的一面，又有殘酷無情的一面，武力（軍事）之爭的焦點是權力之爭的一種具體行動形式。而酒則游刃于政治，軍事之間，常常輕而易舉地完成了應該依靠武力才能解決的重大問題，這就是酒的威力所在。其二，政治軍事斗爭異常殘酷（全世界皆然），弄不好就得人頭落地。為了取得斗爭的勝利，有時需要借酒為工具，運籌帷幄，達到一般情況下所無法達到的目的；人們甚至為了躲避殺身之禍，更需要以酒為掩護，裝瘋賣傻，以全己身。宋人葉夢得《石林詩話》曾言：“晉人多言酒，其意未必真在于酒，蓋時方艱難，人多懼禍，惟讬于醉，可以疏遠世故。”同時，有時還需要借酒增膽壯威，借酒抒憤達怨，借酒慶功加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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