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蒸餾酒，很多會問蒸餾酒到底是何時出現(xiàn)的，而這個問題至今未有定論，但羊羔酒在宋時普及，在元時異軍突起、迅速廣大卻是無疑的。元人好酒，對酒業(yè)的貢獻堪與對疆土的貢獻相比，中國蒸餾白酒在元時逐步與黃酒平分秋色，與元人生活習(xí)俗大有關(guān)系，杏花村出產(chǎn)的羊羔酒便是典型代表。

　　據(jù)史書記載，羊羔酒至少有上千年歷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將羊羔酒作為宮廷御酒和內(nèi)廷保健滋補專用飲品。《舊唐史》曾記載了唐太宗與大臣許敬宗的一段對話：“朕觀群臣之內(nèi)唯有卿賢，然有言卿之過者，何也?”許敬宗答道：“春雨如膏，滋生萬物，農(nóng)夫喜其潤澤，行人惡其泥濘;秋月如圭，普照四方，佳人喜其賞玩，盜賊惡其輝光。天地大尚不能盡遂人愿，何況臣乎?臣無羊羔美酒，焉能調(diào)其眾口?”許敬宗時任著作郎兼修國史，后遷太子右庶子，很受太宗欣賞。即使像許敬宗這樣的朝廷大臣，也無羊羔酒可飲，可見羊羔酒在唐朝時是被嚴格控制的。楊貴妃過20歲生日，唐玄宗李隆基特意從“沉香亭”貢酒中選了羊羔酒，貴妃醉酒的故事便是以羊羔酒為引子的。

　　北宋時期，羊羔酒仍是皇宮御酒，民間也已開始普及。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飲用的便是羊羔酒，一次君臣聚集，宋太祖戲問趙普：“羊羔美酒，可以消寒，卿家可有預(yù)備否?”趙普答言有備。太祖大喜，可見太祖對羊羔酒的喜愛程度。詩人蘇東坡也很喜歡羊羔酒，他在《三月三點燈會客》一詩中寫到：“試開云夢羔兒酒，快瀉錢塘藥玉船”，詩中羔兒酒即羊羔酒。宋人無名氏在《湘湖近事》中寫到：“陶谷學(xué)士，嘗買得黨太尉家故妓……妓曰：‘彼粗人也，安有此景，但能銷金暖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耳。’谷愧其言。”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的記述更為詳備：“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瓶酒七十二文一角，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角是盛酒容器，宋時也做量酒量具，羊羔酒能在上等酒店占得一席，且價格不菲，足見其在宋時地位。

　　關(guān)于羊羔酒的功用，李時珍曾在《本草綱目》第二十五卷作過如是評價：“羊羔酒大補元氣，健脾胃、益腰腎。”他還在《本草綱目》中記述了兩種釀制羊羔酒的方法，其一為北宋宣和化成殿真方：“用米一石、如常浸米、嫩肥羊肉七斤、曲十四兩、杏仁一斤同煮爛、連汁拌米、如木香一兩、同釀。”另一法似是民間做法：“羊肉五斤煮爛、酒浸一宿、入消梨十個、同搗取汁、和曲米釀酒飲之。”北宋朱翼中也在《北山酒經(jīng)》中記述了羊羔酒的詳細做法，復(fù)雜至極：“羊羔酒：臘月，取絕肥嫩羯羊肉三十斤(三十斤內(nèi)要肥膘十斤)，連骨，使水六斗，入鍋煮肉，令息軟，漉出骨，將肉絲擘碎，留著肉汁。炊蒸酒飯時，酌撒脂肉于飯上，蒸令軟，依常拌攪，使盡肉汁六斗。潑饋了再蒸，良久卸案上，攤令溫冷得所，揀好腳醅依前法酘拌，更使肉汁二升以來，收拾案上及元壓面水，依尋常大酒法日數(shù)，但曲盡于酴米中用爾。”

　　羊羔酒始盛于宋代，與杏花村人與少數(shù)民族交往頻繁有關(guān)。及至元代，蒙古大軍挺進中原，日常生活中蒙文化的因子得以彰顯，杏花村人早對少數(shù)民族的釀酒、飲酒習(xí)俗爛熟于心，釀酒師自然對蒙古人的飲酒習(xí)俗格外重視，便對羊羔酒的工藝再次進行了改革，酒的品質(zhì)更為獨特：望之色如冰清，聞之香如幽蘭，品之味賽甘露。

　　元時羊羔酒堪稱酒中極品，聞名全國。元代李德載在《散曲》中云：“金樽滿勸羊羔酒，不似靈芽泛金甌”。明代王世貞則在《酒品》中贊道：“羊羔酒出汾州孝義等縣，白色瑩徹，如冰清美，饒有風(fēng)味，遠出襄陵之上。”羊羔酒不僅受到國人稱道，洋人也十分喜歡，政府便將其出口到英、法等國，并在出口酒瓶上貼上杏花村商標。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現(xiàn)存一瓷制方酒瓶，其正面為柳毅傳書，背部為卓文君當(dāng)壚賣酒，兩側(cè)則是一副對聯(lián)：“金蹬高跨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此對聯(lián)便是杏花村商標上的題聯(lián)，杏花村貼標出口開創(chuàng)了中國白酒的先河，這只圖文精美的方酒瓶便是明證。杏花村的羊羔酒在世界嶄露頭角，在海外揚名立萬，到元末時，杏花村各酒坊所產(chǎn)之酒作為汾州府最重要的特產(chǎn)，幾成汾州府的代名詞，杏花村各酒坊的酒自此一律稱為汾酒，外銷時便統(tǒng)一署名“山西汾酒”。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晉商到俄羅斯經(jīng)商，為在異國喝上汾酒，便帶釀酒師一并前往，并利用當(dāng)?shù)卦�料依汾酒工藝釀造，所產(chǎn)的酒除自用外，還在當(dāng)?shù)爻鍪郏�深受�?dāng)?shù)厝讼矏邸６砹_斯盛產(chǎn)伏特加，俄羅斯人便稱汾酒為“中國人的伏特加”，此酒在我國北方釀造，晉商便稱之為“北特加”。“北特加”曾風(fēng)靡俄羅斯和部分歐洲國家，汾酒集團為追憶這段歷史，還專門研發(fā)了一款新酒，并命名為“北特加”。

　　其實，羊羔酒在杏花村釀酒歷史中，地位遠不及汾清和乾和，也非杏花村酒坊獨有產(chǎn)品。不過，因杏花村人開辟了直通蒙古貴族階層的銷售渠道，在人們的印象中，羊羔酒似乎也是汾酒的獨有品牌。

　　宋、遼、金、元時期酒業(yè)發(fā)展快，與酒并生的還有酒具，酒具制作水平得到顯著提升，尤其宋瓷領(lǐng)受柴窯燒制技術(shù)、贏得“白如玉，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的贊譽之后，宋瓷制作的精美酒具更是層出不窮。在宋時，民間常見的單道釉酒具有杯、樽、壺、罐、盔、瓶、注碗、盞、盅等，到遼金時代又出現(xiàn)了遼三彩和瑪瑙盅、提鏈水晶杯、水晶杯、帶把玻璃杯等新品，其中水晶杯又叫水晶珠，據(jù)說一個水晶珠可換一匹馬，因而又叫馬價珠。汾陽地區(qū)宋金遼時期的酒具比較豐厚，地方特色也鮮明，如汾酒博物館中所藏的宋代影青瓷注、酒碗、黑釉鐵銹花酒壇、白釉褐彩酒壇、黑色珍珠釉酒罐、白釉黑彩玉壺春、黑釉雕花梅瓶等，遼代三彩龍把葫蘆瓶、白釉雞首齋、白釉雞冠壺，金代黑釉堆貼人頭紋雙系把流壺、褐釉雙魚酒瓶等等。在汾酒博物館館藏酒具中，尤以元代的白釉褐彩題字酒罐最為有名，該酒罐肩部題有對聯(lián)一副：“酒氣沖天飛鳥聞香化鳳;糟粕落水游魚得味成龍。”上腹還題有一首打油詩：“米真曲，酒又高，仙來飲，赴蟠桃，李方問酒誰家好，白回言，此處高。”名酒記于美器，酒與器相映成輝，汾酒文化流光溢彩，不負“中國汾酒”為中國歷朝歷代唯一“國酒”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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