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康有為、張學良、宋子文……這些中國近代振聾發聵的知名人物，都曾與中國最早的葡萄酒企業張裕結下酒緣，成為其百年歷史中最閃亮的章回。

孫中山先生的嘉勉

　　張弼士深得清廷器重，但同時也積極堅持國民革命，與孫中山交情深厚。據史料記載，1912年8月21日，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北上，由上海經水路在煙臺做短暫停留。停留期間，孫中山參觀張裕公司，品嘗張裕葡萄酒后，揮筆題詞:“品重醴泉”，以示嘉勉。“醴泉”出自《禮記》“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品重”既贊許了張裕葡萄酒的醇厚酒品，也褒獎了張弼士的淳厚人品。

　　關于張弼士的人品，孫中山先生是熟知的。早在1910年11月，孫中山親赴南洋檳城，與黃興、胡漢民等革命同仁一起籌劃廣州起義。“南洋首富”張弼士通過胡漢民慷慨解囊30萬兩白銀，積極資助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并支持兒子張秩君參加同盟會。

　　作為一位有遠見的愛國商人，張弼士主張“實業興邦、利不外溢”，除了在煙臺創辦張裕葡萄釀酒公司，他將大量資金從南洋轉移到國內，先后創辦多種實業，他不但是中國的葡萄酒工業創始人，也是中國的拖拉機制造、玻璃制造以及機械化織布的創始人，被譽為“實業怪杰”。

　　1916年9月12日，張弼士在赴南洋籌辦中美銀行事務期間，突發心絞痛，病逝于印尼，享年76歲。孫中山特派代表敬獻花圈并送挽聯：“美酒榮獲金獎，香飄萬國;怪杰贏得人心，流芳萬古。”

康有為的葡萄酒詩

　　除了孫中山，戊戌變法的領導人之一康有為也曾先后兩次為張裕題詩。

　　1917年對于張裕人來說，可謂美極盛極，煙臺張裕成為海內外名流、文人騷客朝拜之地;但1917年對于康南海先生來說，命運似乎不佳。七月張勛復辟流產，康有為成為眾矢之敵，他的政治命運就此擱淺。于是，他不得不暫時離群雄紛爭的京師之地，以一個避難者的身份偏居煙臺。

　　據載，康有為在美國駐芝罘領事館避難。就在這里，美妙的張裕葡萄酒與落魄的康南海似乎形成一種默契，不期然而遇，并孕生了南海先生親筆所書的寄情于張裕葡萄酒的詩句：“深傾張裕葡萄酒，移植豐臺芍藥花。且避蟹鰲寫詩句，已忘蒙難征蓮華。”詩中不乏對革命的偏見，但仍有不甘寂寞，看破紅塵，脫離紛爭，尋求解脫之意，真是各種滋味在心頭。

　　不想，南海先生與張裕的緣分并未了斷。十年后，康有為遺世前再次來到煙臺，在山東葡萄園別墅下榻，得張裕主事人美酒款待。為此，南海先生和十年前詩一首：“淺傾張裕葡萄酒，移植豐臺芍藥花。更讀法華寫新句，欣于所遇即為家。”

　　或許這是南海先生離世前留給世人的最后一首詩，他終于從佛教法華經里和張裕美酒中得到完全的超脫。南海先生的兩手姊妹詩將永遠遺留張裕，成為張裕酒文化的雙璧。

張學良題贈張裕：圭頓貽謀

　　在張裕葡萄酒博物館，還珍藏著一幅少帥張學良寫給張裕的親筆題詞“圭頓貽謀”。那是在1932年，張裕公司迎來40周年慶典，宋子文先生為張裕題贈“芳冽馳譽”，少帥張學良則題贈“圭頓貽謀”。所謂“圭頓”，是指春秋戰國時期的大賈巨富白圭和猗頓。《漢書》稱白圭為“天下言治生者祖”，《過秦論》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的記載。“圭頓貽謀”，即是稱贊張裕具有像白圭、猗頓一樣的經營謀略。

　　1996年，在張學良的96歲壽辰，張裕公司特意為將軍敬獻兩瓶壽酒：一瓶是酒桶型，一瓶是葫蘆型，酒瓶上均寫有“慶祝張學良將軍96誕辰”字樣，委托前去夏威夷為老校長祝壽的東北大學校長赫冀成、副校長楊佩禎一行，帶給張學良將軍。

　　6月1日晚，在壽宴上赫冀成校長向張學良將軍敬酒時說：“老校長在1932年給山東煙臺的張裕酒廠題了詞，廠長和全體職工都非常想念您，聽說我們來給您祝壽，特制了兩瓶酒讓您品嘗。”張學良將軍接過酒瓶，饒有興致地看了好一會兒，說：“我現在寫的字拿不出手，這幾個字我過去都寫過，你們拼湊起來吧。”后來，由他的大女婿陶鵬飛將張學良寫過的“張裕公司”四個字拼在一起，張學良看后滿意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中國人素以詩詞抒發心聲，每幅風骨各異的題辭都是名人對張裕的一片嘉許，也蘊藏著一個個真實的歷史故事，串連起一段延綿百年的浩瀚時空。“逝者如斯”，120年后，擁有西式風格的張裕老門頭上面有著西法精釀的各式葡萄美酒浮雕及中英文對照的字樣，“張裕釀酒公司”六個大字依舊顯現出一個百年企業的恢宏氣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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