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最早發明釀酒技術的國家，其傳承千年的文化底蘊，讓后世者感慨萬千。其中，做為我國國酒，茅臺酒尤為積厚流光。那飄然若仙的酒香，宿醉了多少文人墨者。

　　茅臺酒被奉為國酒，始于西漢，在唐朝得到較大的發展，于明清時期開始興盛。與法國科涅克白蘭地、英國的蘇格蘭威士忌并稱為“世界三大蒸餾酒”。發源自春秋戰國時期世局貴州赤水河東岸善于農耕的濮族人，此地原名馬桑灣，因位于赤水河東岸長滿馬桑樹的灣口而得名。后因河東岸有一股清甜純凈的泉水，當地濮族人砌以四方水井得名四方井。濮族人擅長以稻谷作物釀酒，祭祀時，所釀之酒常敬于茅草之臺，得名茅臺。漢武帝時期南越國所進貢枸醬是為其雛，也是醬香型白酒的前身。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載：“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此時夜郎地區已以耕作為主要生產方式，糧食的貯備為釀酒提供了豐富的物質條件。《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又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由此我們看到自番陽縣令唐蒙出使南越國起，南越王以枸醬盛情款待，枸醬此時初為漢人所接觸，直至傳至漢朝皇室，漢武帝飲后贊其為“甘美之”，并將枸醬酒定為了貢品，漸為四方諸國所識。

　　唐代以來，貴州已是酒鄉，各民族間善于飲酒的習慣促使早年的“枸醬酒”演變成“勾藤酒”北宋朱輔在其《溪蠻叢笑》中曰：“鉤藤酒，酒以火成，不酢不芻，兩缶東西，以藤吸取，名鉤藤酒”。其所吸之酒，即今不去糟之甜酒。所謂酒以火成，表明鉤藤酒系用火蒸制而成。古時鉤藤酒，是用糯米、玉米、小麥等釀成的一種甜酒，需藏壇于窖中數月或數年，后勁較大，飲時需兌水。飲用鉤藤酒不用酒具，而是用以藤管吸飲，每飲一次，兌水一次，直至酒無色無味。北宋末年茅臺村產白酒又叫“風曲法酒”，為曲酒產生奠定了基礎，北宋張名臣《酒名記》中有記載，且在當時已享有盛名。

　　宋代之時，“茅臺酒”一詞開始出現。發展至元朝，茅臺村落出現。至元朝中期，醬香型定型。明代時，黔北遵義地區被稱為“播州”，由四川管轄，而實際已被土司楊氏家族控制八百年之久。明清時，宣慰司只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設立，數量比前朝要少得多明設“播州宣慰司”，實行古老的世襲制。明嘉靖、隆慶年間，播州宣慰司轄茅臺鎮，到了萬歷年間，好飲貪杯的土司楊應龍在茅臺鎮興建釀酒作坊，使得釀酒在茅臺鎮已不鮮見。楊應龍將釀制的“茅酒”進獻給比他更貪杯的萬歷皇帝以討好。萬歷帝飲后，不斷稱贊，連連舉杯，他與臣子的不快、立嗣的煩惱全被拋諸腦后。從此再不上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有此現象的唯一一位皇帝。鄔氏于“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隨李化龍部平定楊應龍叛亂后派兵鎮守茅臺鎮，將茅臺酒的釀造權據為己有。茅臺酒也就成為皇家貴胄美酒的第一選擇了。          

　　清代，貴州地區歷經千余年的白酒釀造發展，夾酒、女酒、窖酒、蓼花酒、刺梨酒等各種工藝的釀造酒層出不窮，品質也各有高低。曾任兵部尚書和禮部尚書的淮安人李宗昉在其著《黔記》中載：“咂酒（即釣藤酒），一名重陽酒，以九日貯米于甕而成，他曰味美，以草塞瓶頭，臨飲注水平口，以通節小竹插草內吸之，視水容若干征飲量，苗人富者以多釀此為勝”，又載：“夾酒，初用釀燒酒法，再用釀白酒法乃成”之釀造方式。“茅春”是一種劣質白酒，而“茅臺燒”是由“茅春”經勾兌、加熱、貯藏而來，其口感和品質明顯優于“茅春”。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茅臺村楊柳灣釀酒作坊參考各種釀酒工藝，用赤河之水釀制玉液瓊漿，最終釀出有別于他處之酒，襲地得名“茅臺”酒。1990年，三百梯出土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茅臺偈盛酒號”石匾額，此為茅臺最早可查的釀酒字號，嘉慶年間又有“大和燒房”等。

　　茅臺酒在清朝的興盛發展，與乾隆時期開修赤水河，茅臺村成為黔南重地有關。古語云：“蜀鹽走貴州，秦商聚茅臺”，至嘉慶、道光年間，茅臺村釀制茅臺酒的燒房已經有數十家。清嘉慶《仁懷縣志》中贊譽：“城西茅臺村制酒，全黔稱第一”，道光《遵義府志》中載：“茅臺酒、仁懷城西茅臺村制酒，黔省稱第一，其料用純高梁者上，用雜糧者次。制法：煮料和曲即納窖中，彌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麥，謂之白水曲，黔人稱大曲酒，一日茅臺燒。仁懷地瘠民貧，茅臺燒房不下二十家，所費山糧不下二萬石。”清朝學者張國華曾經作《竹枝詞·茅臺村》，其中有云：“一座茅臺舊有村，糟邱無數結為鄰。使君休怨曲生醉，利鎖名韁更醉人。于今酒好在茅臺，滇黔川湘客到來。販去千里市上賣，誰不稱奇亦罕哉。”詩中記錄了當時茅臺村甚多的釀酒燒房和云、貴、川、湘、諸省客商競相前來購買茅臺好酒的盛況，是研究清中、晚期茅臺酒的釀造、營銷等情況的珍貴史料。

　　“清咸豐四年（1854年）八月二十二日，貴桐梓州楊龍喜、舒明達領導的號軍叛亂，克縣城，旋克仁懷縣，進圍遵義府”。朝廷派兵鎮壓，激戰于茅臺村，頓時茅臺村化為廢墟，興盛的幾十家釀酒作坊、字號毀于兵災，釀酒生產一度中斷。同治元年（1682年），華聯輝在百廢待興的茅臺村首建“成裕酒房”。光緒年間，為了提高川鹽入黔的運輸能力，地方再次疏浚赤水河，加之實行官運商銷的運銷制度，又大力促使了茅臺村釀酒業的發展，“茅春”、“茅臺燒春”以及“回沙茅酒”遠銷各地。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貴陽周姓商人創辦了茅臺鎮上第三家酒廠，無奈為亦官亦商者賴永初兼并獨享。至此，“成義酒廠”之“華茅”，“榮太和”之“榮茅”，賴氏恒興酒廠之“賴茅”，構成茅臺酒史上的“三國鼎立”局面，一直延續到四九年。

　　1949年共產黨奪鹿之后，“成義燒房”被中共仁懷縣委以一萬三千元之價買下；“榮太和燒房”老板因“通匪罪”被處以死刑，酒坊被政府沒收，并入酒廠。“恒興燒房”老板于一九五二年“五反”期間，因“侵吞資產”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政府接管酒坊，轉歸茅臺酒廠。而此前，“恒興燒房”老板于1949之前曾任貴州省銀行總經理。一九四九年，作為大陸政治格局的風水嶺，幾乎一切事物皆如秋風掃落葉般重新分局，茅臺鎮上的釀酒作坊也無法幸免。如今，成義酒廠的華聯輝，恒興酒廠的賴永初，榮太和燒房的石榮霄，被塑成雕像陳列在茅臺國酒文化城中。酒廠合并之初，年產僅僅幾十噸，此后規模逐步擴大，但年產量基本維持在二三百噸左右。

　　在茅臺酒史上“三國鼎立”局面之后，在茅臺酒史上“一統天下”局面之前，辛亥革命時期的茅臺鎮，桐梓軍閥周西成大量收購茅臺，作為貴州特產送給省外達官貴胄。民間撰寫對聯，對此評判：“內政方針，有官皆桐梓；外交禮節，無酒不茅臺。”久而久之，茅臺酒便毫無爭議地成為軍閥巨賈宴席之上的必備珍品。

　　周恩來總理一生最愛“茅臺”，在日內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舉行招待會，茅臺酒以其優秀的品質，一下子成了宴會上的話題。《梁山伯與祝英臺》這部充滿人情味的中國戲劇片也成了日內瓦會議場外議論的焦點。卓別林也是在這次會上第一次喝茅臺并譽之為：“真正的男子漢喝的美酒”。回國后，周恩來總理向黨中央匯報時，感慨頗深地說：“在日內瓦會議上幫助我們成功的有‘兩臺’，一臺是‘茅臺’，一臺是戲劇《梁山伯與祝英臺》。”茅臺國酒的身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周總理的青睞。

中國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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