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世宗去世，趙匡胤陳橋兵變奪取政權之后，宋王朝實行養(yǎng)兵政策，冗官冗兵冗費，財政支出浩繁，迫切需要依靠商稅酒稅收入來挹注，竭力從酒課上開辟財源，而且辦法越來越嚴，征課越來越重。

　　宋代酒的專賣方法分為官釀官賣和民釀民賣兩種。《宋史．食貨志》下7記“宋榷酤之法：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zhèn)、鄉(xiāng)、閻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

　　1．官釀官賣制。官釀官賣，即從釀造到販賣都由官府獨占。在小州城和酒利較多的縣鎮(zhèn)鄉(xiāng)皆設官辦的釀酒機構一酒務，由政府用公款購買造酒的糧食、燃料，雇用工匠釀造，酒務每年要上繳中央和地方一定課額。對官酒的運銷規(guī)定有一定區(qū)域，不許越界銷售。為了獎勵增課，比照鹽、茶，在各酒務之間亦立“比較”之法，即以多收的州為標準定為歲額，要其他州向其看齊，讓他們互相比較，彼此競爭。酒利收入超過課額，按增加的多少，給予主管官員一定的獎賞。“酒務監(jiān)官，年終課利，計所增數(shù)給二厘”（《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487）。物質刺激助長了酒務監(jiān)官的貪欲，他們百端聚斂，以希恩賞。因官酒價格貴，品味又很醨薄，人民都不愿購買，政府的專賣收入極為有限。所以，往往用攤派的辦法，按民戶大小強制派銷，對有婚喪等事的民家，也一律強派官酒，人民大受其害。當然，實行官釀官賣的地方也并非由官府設肆包攬一切，官釀的酒也有通過私商進行分銷零售的，而且在分銷酒時給予適當數(shù)量的零售損耗。“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宋史，李惟清傳》）。這段史料證明了專賣品酒類零銷商的存在。另外，對官府釀造自用酒控制得很嚴格。因為這種酒釀造過多，會影響官酒務的酒課收入，所以政府特給以限制，許多地方甚至不許釀造。“溢額者以違制論”，公使庫假用米曲要判罪，以控制官府自給性酒的生產(chǎn)和消費數(shù)量，保證酒課收入。

　　宋室南渡后，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創(chuàng)行“隔槽法”。其做法是官府供應酒曲和釀具，釀戶出錢到官府的隔槽自己去釀酒，每石輸錢三千，頭子錢二十二（附加稅），否則便是私釀，所以稱隔槽法（參見《宋史，食貨志》下5）。這種方法以后推行到各路，使酒稅大增。隔槽法實行日久，流弊日增，因而釀造量減少，影響官府收入，就強制釀造，即“責入米之家，議定月額”，不問有沒有納入釀酒和納入多少，均按月額收錢，形成攤派。紹興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遂罷此法。

　　2.民釀民賣制。民戶愿釀酒賣酒，以家產(chǎn)作為酒課的擔保，并有保人，允許“買撲”承包。所謂買撲，是指私人酒坊按政府規(guī)定，繳納一定的酒稅課額后，便獲得特許的某一地片的專賣權，不許其他人插手自由釀酤，自釀私酒出售要處刑。承買以三年為限，到期有財力者互相競爭，爭取要承買坊場博取酒利。有時政府下“實封投狀”之令，即采取投標法，包給出價高者，更促進了競爭。到了南宋，買撲法推行得更廣，弊害亦更大。其法是：于鄉(xiāng)村分地撲酒，任民增錢奪買。如來不及賣出，停閉后仍要出稅。這種撲買法，成為后世商包制的肇端。

　　為了增收酒利，南宋政府大幅度提高酒價。紹興元年，兩浙酒坊子買撲上添“凈利錢”五分，季輸戶部；而最為民害者，尚有添酒錢，即財政告急時，輒加酒價，以增收入。添酒錢創(chuàng)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每升上包課二十文，次包十八文，以其錢一分充州用，一分充槽計，一分隸經(jīng)制司。以后迭有增加，名目繁多，收稅日重。

　　酒稅收入的優(yōu)厚，宋王朝自然要盡力維護，因而制定了一系列嚴刑峻法以取締私酒。制酒必須用曲，所以政府首先控制酒曲，制曲完全由官府經(jīng)營，民間概不準從事酒曲的制售，違者重罰。“犯私曲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余論罪有差”（《宋史．食貨志》下7）。當時，榷酤立法甚嚴，主要是針對老百姓的。趙翼在《陔余叢考·宋元榷酤之重》條中說：“然<宋史》洪擬疏云：大官世臣，公行沽賣，則不敢問。是行法祗及孤弱也。則榷酤之弊，又不止腹削民貲而已。”當時情況確是如此。

　　嚴密的酒類專賣制度，維持了宋王朝日益增加的財政需要。宋代史籍常把酒、鹽、茶、稅四事相提并論，亦說明它們在財政收入上都居于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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